暑假時跟一對認識了幾十年的夫婦結伴同遊，期間談起我的閱讀習慣。朋友說，現在可找到不少書籍摘要影片，十多分鐘便能帶人看完一本書。我說：若從擷取知識的角度看，這確實是個有效率的方法，但卻犧牲了享受閱讀過程的機會。雖然，我也同意某些書是可以這樣「讀」的，但現代人逐漸失去能消化一本書所需的耐性與專注力，也是事實。
後來我讀到《情感資本主義》中提及的「速度利維坦主義」時，竟想起了以上的對話。書中引用了法國思想家維希留的觀點。他提出「競速學」，關心「速度」如何變成支配人們感知、生活以至政治的環境要素。記得某次跟小兒談及乘汽車、騎單車及步行的分別時，我說：較慢的方法雖然多花了時間，但能看到不一樣的風景，例如地上的那片葉子。
我想，「速度」或「效率」本質為中性，但當速度技術重塑了權力、空間與人們的感知方式，甚至令人一面倒地向它膜拜時，便是個大問題了。好友提及有關閱讀效率的事，反映一種主宰著現代人生活模式，卻難以被察覺的普遍意識形態；而這種意識形態卻跟資本主義社會制度，或更準確地說與「功績社會」的制度共謀，把人「非人化」而成為一顆無感的、自我驅動的齒輪。
倦怠和冷漠，與時間意識的關係
時鐘更浸透生活每個角落，一切都被納入時程管理（scheduling）當中，時間儼然變成了不能浪費的資源，因為一過了便永遠無法取回。與此同時，這種客體化的時間也造成了「個人時間」的異化，造成無間斷的焦慮。
〈生之虛無、死之恐怖的時間意識起源〉Faker 冒業
談及速度，當然要探討時間。年前曾拜讀過 Faker 冒業寫的一篇有關「時間意識」的文章，為現代人因普遍對時間的某種理解而產生的虛無感提供了有趣的觀點，而《情感資本主義》則提及在競速社會中時間成了考核績效的基本單位。
韓裔德國哲學家韓炳哲在其作品《倦怠社會》中提及「倦怠主體」的概念，揭示功績社會如何使人內化要求、不斷自我剝削。我認為這種倦怠的表現，跟現代人普遍植入了以上的時間意識有很大關係。
另一方面，人在爭分奪秒的生活中，不只感到疲倦，也會失去被他者打動的餘裕。
法國科技哲學家斯蒂格勒則以「不情動主體」，描述資訊飽和如何使人與他者失去結連，這似乎比「倦怠」更能形容我和身邊友人、甚至整體社會的狀態。如果記憶中社會運動的畫面因年月過去而漸漸退色，那麼才半年多前發生的，在螢幕前親眼目睹七幢熟悉的樓宇燒了兩天的大火，在社會上怎麼也好像雲淡風輕？我認為這跟競速社會的特質有關：例如社交媒體每天把大量的資訊推送到人們眼前，畫面來得密也去得急。陌生人的傷痛還未來得及消化，已被下一則消息推走。這種接收資訊的模式，正在加劇遺忘的速度，麻醉人們情動的能力。速度、效率、功績、當然還包括恐懼，正在全方位打造一個讓人只願意、甚至只敢待在馬斯洛金字塔底層的人，並對社會上的他者視而不見。
為了恢復跟他者的結連，斯蒂格勒提出以希臘人的「默觀」培養專注力，每次只關心一件事，對一件物件保持「深度專注」，以對抗容易受刺激、卻缺乏持久力的「超量專注」。例如在城市散步、進行宗教默想或閱讀，都不必急於取得成果，可容讓心靈的子彈多飛一會。這種默觀訓練不是為了讓身體充電後再投入競賽，而是把專注力交還給感受和同理心，而非功績或容易量化的物質享受。我想，若能令深度專注成為生活習慣，便不會在日常見到一張張受苦扭曲的面容時，若無其事地掩面轉身。
「置懸」作為對「功績社會」的反抗
他者的受苦及憂愁（grief）讓主體由冷漠的不情動狀態轉化為情動的狀態⋯⋯ 其受苦的面容仍可透過主體的專注、回憶與默念裏，跨越時間及空間地在主體的意識中『復活』過來。
《情感資本主義》提及猶太裔法國哲學家列維納斯以上的觀點，正是認為人對社群的責任感始於對他者脆弱面容的召喚。憐憫之心對自我的積極意義，是在被功績與競速主義龐大的引力牽動之時，讓他者成為打破自我封閉的助力。例如，基督教恆常的聖餐儀式，提供一個節奏穩定而緩慢，讓信徒回想耶穌基督受苦的空間，某程度上把人從機械式生活中拉扯回來。各種悼念活動或許也正好用來逆轉那慣性的速度，人們站立、默哀或頌唱，在一段看似沒有產出的時間裏，讓感受重新佔據心靈的位置。因此悼念活動除純粹為了哀悼悲劇的發生，也在默默地操練個體的心靈自由。
書中還提到一種更基進的行動，讓「停下來」有更深一層的意義。意大利哲學家阿甘本提出「置懸」的概念：即暫停事物原來被規定的功能，使它回到可以重新定義使用方式的狀態。我們也可以把這個概念延伸到日常生活：例如把圍欄拆掉，重新想像漫遊城市的路線；停止追趕功績的工作，尋找另類生活方式的可能；拒絕過度消費的文化，發明舊物的再生用途等。其實在「時間就是金錢」的世界中，「不事生產」地進行默觀，本身也正是一種置懸的實踐吧！
然而置懸不是鼓勵人「離地」生活，而是從那些彷彿不容置疑的事物中，重新定義生活的新可能。
說來湊巧，讀完董啟章的小說《神》不久，我便拿起了《情感資本主義》，兩本書的內容竟然互相呼應，都有觸及韓炳哲和阿甘本的觀點。尤其令事物和行為從原來的用途中暫時「失效」，好讓尚未被命名的新秩序浮現的想法，令我印象尤深。讓我借用董先生書中的句子作結：
要破解「有為」、「有謂」、「有用」的約束，所有的荒唐、狂妄、胡鬧和冒犯也是必需的。
這可能是在什麼都有可能犯禁的年代裡，其中一種務實的生活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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