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兩年前讀了烏琵的《自由：在歷史盡頭長大成人》，我便萌生到阿爾巴尼亞旅行的念頭。介紹我讀這本書的人，正是薯伯伯。這個旅行計劃至今當然沒有實現。這裏的「當然」，其實帶點無奈：礙於生活種種限制，若難得有一次旅行的機會，似乎「理所當然」不應選擇如此冷門的地方。箇中原因，也不足為外人道。
所以，當我在《不是旅遊指南》讀到薯伯伯寫阿爾巴尼亞，實在羨慕得不得了。不只因為他真的去了，還因為他有那種說走便走的逍遙。
這種不按尋常路線走的感覺，也貫徹了整本《不是旅遊指南》，因為作者們寫的地方都很冷門。更準確地說，不只是地方冷門，他們選擇觀看的風景更冷門：台灣的白色恐怖、光州的抗爭、福島的核災，以及波羅的海三國走向獨立的記憶，都不是一般旅遊 todo list 上的風景。而那些故事似乎都有一個共通點：有關人類的苦難。當中固然有天災，但更多是人禍。
我隱約知道讀這本書時為何感到共鳴，其實我旅行時想看的東西，好像也總有點不對勁。記得年前台灣同事來香港旅遊，我提議的旅遊景點是到法院旁聽。「這是香港重要的歷史轉折時刻！」我還說，可以見識一下聞名遐邇的「排隊黨」呢。同事們當然沒採納我這傻佬的建議。今天回想，我提議的這個景點，可能跟《不是旅遊指南》的路線異曲同工。相對「食、買、玩」的傳統玩法，我期待的，似乎一直是另一種風景。
書中花了不少筆墨描寫恩維爾．霍查執政時期的種種極權的荒謬；但我倒想起那奇幻的年份：1997，那年香港主權移交中國；而在阿爾巴尼亞，人們在脫離共產政府後正急著「跟歐洲一樣」，結果卻遭遇金融騙局，全國過半人口失去多年積蓄，社會激烈動盪，不少人因此喪生。烏琵說在《自由》中說，對阿國人而言，只需提起 1997 這年份便已足夠代表那惡夢。兩條方向相反的歷史線就在這一年交滙：阿國想從共產世界走出去，香港卻開始進入共產政權的治下。只是書中寫得很坦白：人民走出極權的陰影之後，也不會就此走上一條平坦的直路抵達自由那麼輕鬆。
還有，也是在 1997 年，戴安娜王妃在巴黎車禍身亡。剛學會用互聯網才兩年的我從網上下載 Elton John 的〈Candle in the Wind〉，學習感受時代的哀傷，和適應急速運轉的網絡空間。
讀著薯伯伯的遊記，感受到他在想念苦難中的朋友；讀到書中其他人的遊記時，也能感到類似的心情。說來奇怪，其實最近好像無論讀哪一本書，都有相似的感受，尤其這幾本：《自由未竟：獨立記者歐洲採訪紀實》、《腳下魔法 愛恨南歐》、和這本《不是旅遊指南》。難道是寫者無心，讀者有意？我明白為何自己總是難以投入「食、買、玩」的娛樂了。可能，我的心已悄悄變了形狀，感受世界的方式也不一樣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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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人足跡遍佈世界，令人印象深~ 台北安康接待室我竟然看這本才知道~